毕宝魁：《论语》“不有祝鮀之佞”章本义辨析

　　【内容摘要】孔子“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一语历来解说纷纭，本文从语法、社会背景、人之常情等几个方面辨析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对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一句做出全新的诠释。从而使这句话的意思更加清晰明了。
　　【关 键 词】祝鮀之佞；宋朝之美；难免今之世
　　【作者简介】毕宝魁，（1952-），男，辽宁铁岭人，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语》的经典意义越来越被世人所认可，对于《论语》的学习与解读也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论语》中有许多章句意义不太明确，又由于两千年来注疏家们各执一词，于是就出现见仁见智的问题，需要进行一番考证辨析。《论语·雍也篇》中有“不有祝鮀之佞”一章，就属于这种情况。先看原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1](p124)

表面看好像并不难，但仔细琢磨起来却难以准确把握了。关键在“祝鮀之佞”与“宋朝之美”的关系，到底是并列的，还是对立的。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先采取分别注释解析的方式，对其主要词语进行诠释。
　　“祝鮀”是卫国大夫，字子鱼，特别会说话，尤擅长外交辞令。孔子曾赞美过此人。如《宪问篇》中有一章：“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1](p316) 很明显是赞美三位大夫各司其职，能够各自独当一面，属于褒义。如果从总体评价来看，祝鮀也算是卫国的贤达。这里主要是突出其口才好，能说会道，擅长辞令的方面，稍有贬义并不严厉。“宋朝”是宋国公子名叫“朝”，貌美，仕卫为大夫，先通于襄夫人宣姜，又通于灵公夫人南子。灵公夫人南子是宋国公主，这样看，与宋朝为兄妹关系。由于宋朝本身是宋国公子在卫国做官，而南子也是宋国人，二人关系亲密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再有情人关系，其地位显赫就更可以理解了。但这里只说“美”而没有说其“善淫”，故也可以看作稍有贬义并不严厉。这样祝鮀因为会逢迎讨好而受卫灵公喜欢，宋朝因为貌美而得到南子的宠爱和保护，两个人都不是凭借仁义道德受到重视和宠爱的，一个以佞受宠，一个以貌受宠，这样的社会政治怎么会安定清平呢？本章当是孔子在卫国时有感而发，感叹的内容是惋惜当权者好色不好德。
　　对于“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的不同理解形成意见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而对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一句的准确含义则往往被学者所忽略，其实这个分句也是正确理解孔子本章的重要因素。下面我们先把前此学者对这句话的解释梳理一下，然后再条分缕析进行综合考辨。

一、认为无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为有害

按照文字字面的通常意思进行讲解，一般能够得出这样的解释，因此，采用这种解说的很多。
　　孔安国说：“言当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害也。”[1](124)刘宝楠在此基础上发挥说：“美必兼佞，方可见容；美而不佞，衰世尤嫉之。”[1](p124) 孔安国的观点可以说是最早的解释。刘宝楠则进一步说明“美必兼佞”的重要性，“美而不佞，衰世尤嫉之”，如果只是貌美而口才不好，不会阿谀谄媚，那么就会被嫉恨而遭受祸害。可谓是对“佞”与“美”关系的精炼说明。以后这种解释占有主导地位。
　　康有为说：“衰世不尚德而好谀好色，有此佞美，则人爱悦。且但美而不佞，犹入门见嫉，必美而兼佞，乃可以邀宠免祸。非此难免，盖深叹之。此盖见卫灵公后有感之言。”[2](p79) 与刘宝楠的意见基本一致，没有新见，只不过换个说法。
　　钱穆先生进行一番辨析后基本采用“美而不佞必然遭害”之说。他说：“或说：而，犹与字。言不有祝鮀之佞，与不有宋朝之美。衰世好谀悦色，非此难免，不字当统下两字。然依文法，下句终是多一有字，似不顺。或说：此章专为卫灵公发，言灵公若不得祝鮀之佞，而专有宋朝之美，将不得免。然不当省去灵公字，又不言当难免乎今之世，此亦不可从。一说：苟无祝鮀之佞，而仅有宋朝之美，将不得免于今之世。此解于文理最顺适。盖本章所重，不在鮀与朝，而在佞与美。美色人之所喜，然蛾眉见嫉，美而不佞，仍不免于衰世。或说：美以喻美质，言徒有美质，而不能希世取荣。此则深一层言之，不如就本文解说为率直。孔子盖叹时风之好佞耳。祝鮀亦贤者，故知本章不在论鮀、朝之为人。”[3](p154) “盖本章所重，不在鮀与朝，而在佞与美”是很深刻的看法，确实，孔子在这里提出祝鮀与宋朝，实际是两类人的典型，即“佞”与“美”，“谀”与“色”。因此，我们在理解时不要拘泥于两个具体人身上就会容易得多。
　　南怀瑾说：“孔子说，假使一个人没有像祝鮀那样能言善辩好口才，虽然长得像宋公子朝那么帅，可是在这个社会上，还是吃不开，行不通的。所以时代变乱中的人物，不但人要帅，还要有口才。在现代社会上来说这还不够，还要有财。这是孔子对当时时代社会变乱中的感慨，我们也可以当他是牢骚吧！”[4](p281) 用十分通俗的语言来进行说明，但观点依然属于前者。发牢骚的看法是很准确的。
　　杨伯峻先生立场鲜明，其观点与论证方法与钱穆先生相近。他翻译道：“孔子说：‘假使没有祝鮀的口才，而仅有宋朝的美丽，在今天的社会里怕不易避免祸害了。’”对“而”字注释道：“王引之《经义述闻》云：‘而犹与也，言有祝鮀之佞与有宋朝之美也。’很多人同意这种讲法，但我终嫌‘不有祝鮀之佞，与有宋朝之美’为语句不顺。王氏此说恐非原意。”[5](p57)
　　刘兆伟今译：“孔子说：‘没有祝鮀的口才，而只有宋朝的美丽外表，时下难免于灾难了！’”诠评：“此章实为孔子教育弟子要有真才实学，即要有立于世的真本事。”[6](p113) 也是说美而不佞就要有灾难。其实孔子此语教育学生的成分不大，主要是感慨时代政治不清明。
　　何新译文：“孔子说：如果并没有祝鮀那种乖巧，却像宋朝那样妖媚，在当今难免要受害了。”[7](p72) 均属于这种意见。

二、“佞”或“美”二者居一即可

第二种解释的关键点是认为“祝鮀之佞”与“宋朝之美”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列的。二者有其一就可以免于今世之难。皇侃疏：“范云：祝鮀以佞谄被宠于灵公，宋朝以美色见爱于南子。无道之世，并以取容。”[8](p156) 认为祝鮀因为巧嘴利舌而受卫灵公宠爱，而宋朝因为美色被南子宠爱。“无道之世，并以取容”八字说得很清楚，即这两个方面如果拥有一个就可以享受尊荣与显贵。是这种解释最早的观点。李泽厚先生基本采用此说。他翻译道：“孔子说：‘没有祝鮀那样的利嘴口才，没有宋朝那样的美丽容色，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恐怕是很难避免灾祸的了。’”[8](p156) 虽然没有明确解释，但从译文中可以体会出二者有一即可以免祸的意思。
　　宿正伯翻译说：“孔子说：‘没有祝鮀那样打动人的口才以及宋朝那样招人喜欢的容色，在当今之世就很难生存喽！’”进一步解释说：“孔子说：‘不会巧言令色，在当今之世很难混日子啊！’这与他‘人之生也直’的想法刚好相反。大概‘正直才可立身’的观点是用于课堂教学的，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则是课后的自我感慨！这与今天的教育也类似，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往往连他自己都不信。”[9](p129-130) 意思差不多，用“以及”一词将“祝鮀之佞”与“宋朝之美”并列起来，不但意义上和第一种不同，在语法上也出现变化。
　　朱熹的说法有些模糊，但基本意思属于这种并列的解释，他说：“言衰世好谀悦色，非此难免，盖伤之也。”[10](115) “好谀悦色”实际就把“祝鮀之佞”和“宋朝之美”两者并列起来进行评述了。
　　简单概括：主要观点是两种。一是把“祝鮀之佞”与“宋朝之美”割裂开来，甚至对立开来，而又将二者密不可分地纠结在一起，认为“美而不佞，乱世不容”。其实，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佞”而不美，或者不美不佞，那么将如何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社会实际生活中，都不具备普遍意义。二是将“祝鮀之佞”和“宋朝之美”并列起来，认为二者有一即可。这种解释基本符合孔子原义，也比较好理解。下面，便将这种解释从语法、意义和实际社会生活三两方面再进行简明的解说，以便更加明确清晰。

三、孔子这句话的本义

我们再把这句话先从语法上进行解释分析一下。“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关键依然是前两句：“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如果按照正常语法解释，确实应该是第一种意思，即“如果不拥有祝鮀的伶牙俐齿，却拥有宋朝的美丽姿色”，但这样讲解在意义上难以顺畅，即如前文指出的那样，美而不佞也比不美不佞要好得多，起码占有一个优势。因此，仔细玩味，这里的“不”字有贯穿两句的功能，“而”字可以理解为连词，表示并列。前引王引之的观点很值得注意。他在：《经义述闻》中说：“而犹与也，言有祝鮀之佞与有宋朝之美。”是说“而”字如同“与”字。这样，将“不”字看成具有统领前后两句的功能，将“而”理解为“与”，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这样了：“不有祝鮀之佞与不有宋朝之美”，那么和后面一句连接起来，意思就非常顺畅了。实际就是说：假如没有祝鮀的巧舌和宋朝的美貌，那么就“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四、“难乎免于今之世”的真实意蕴

这句话一直被忽略，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可能是感觉没有什么歧义，但如何理解也大有关系。一般都认为是难免在今世要遭难，或遭受祸害，因为分歧不大，几乎众口一词，故不举例。其实，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难于避免在这个时代被边缘化，难免要寂寞沉沦，即不被重视。寂寞沉沦不等于遭受磨难。“难免”的是不被重视，而不是灾害。这样理解，有如下理由：一、从语法角度和本句话的语气可以体会出来。“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难”并非磨难、患难的意思，而是与“免”字构成一个词，“于”是介词，“于今之世”属于补语，但在现代汉语中属于状语后置。这样，这句话用现代汉语来翻译就是“在今天的社会就难于避免……”避免什么没有说，属于省略。“乎”和“之”两个字均是虚词，只是增加感叹的语气。那么，在“今世难免”什么呢。我们可以根据前后语意和全句的意思进行合理补充。而最合情合理的意思就是难免被冷落疏远。这样，全句的语意才顺畅而不抵牾。二、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时，离开鲁国开始到达的第一国就是卫国，受到礼遇，享受与鲁国同样的俸禄。其后几次到卫国，在卫国逗留时间比较长，对于卫国的政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很熟悉。孔子与卫国贤人蘧伯玉关系很亲密，与其他大夫关系也不错，对祝鮀、仲叔圉、王孙贾等大夫看法都不错，南子对孔子也可以（必求见孔子一事可知），可知孔子师徒在卫国没有危险和祸患，并没有遇到磨难，故孔子没有必要说“免于灾难”这样的话。三、从人生常理来说，具有“祝鮀之佞”与“宋朝之美”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如果没有二者之一就要遭受磨难，那怎么得了？天下岂不人人自危？这即不符合历史情况，也不符合人之常情。孔子怎么会说出这么不近人情的话呢？鉴于以上三点理由，此处的“在今世难免了”的宾语是被冷落疏远的意思。这样解释，全句的意义才顺畅而更容易理解，也符合实际情况。用这种观点来通释全句，则是这样的意思：孔子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伶牙俐齿，或者没有宋朝那样的美貌，在今天这样的世道里就难免要被冷落疏远，要寂寞沉沦了。”“被冷落疏远、寂寞沉沦”依然可以生活，这非常符合孔子当时的处境和卫国当时的历史状况。
　　我们可以做简单的推论：卫国在卫灵公后期政治比较昏暗，卫灵公信任祝鮀，而南子宠信宋朝，这两个人在当时是大红人，可以说非常显赫，炙手可热。而孔子只是享受一定的俸禄而已。当时卫国大贤人蘧伯玉也不受尊崇。于是孔子才发如此浩叹。孔子周游列国本来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对于卫国抱有很大希望。希望值越高失望越痛苦落寞，故心情郁闷，但正常生活并没有受到威胁。因此，将本句解释为难免祸害、磨难便有些过分，不是孔子原义。况且，我们换个角度说，具有“佞”与“美”的人毕竟是少数人，如果不具有此二者之一的人都要遭受祸害的话，那么天下大部分都是遭受祸害的人了，这能符合历史事实吗？
　　另外，如同钱穆先生说的那样，“盖本章所重，不在鮀与朝，而在佞与美”，即本句话的重点是批评当时统治者好色不好德的错误倾向，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慨基本相同。“祝鮀之佞”与“宋朝之美”都是偏正结构，其中心词是“佞”与“美”，钱穆先生的话很精确。《论语》中两次记载孔子“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话，可以与这句话参照分析。其实，“祝鮀之佞”就是巧言，而“宋朝之美”就是令色。那么祝鮀之佞与宋朝之美便很少有仁的品质，却可以大红大紫，十分显赫。反言之，没有祝鮀之佞与宋朝之美只不过不能大红大紫，十分显赫罢了，但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祝鮀之佞”侧重在伶牙俐齿，在“巧言”而不在蒙蔽什么；“宋朝之美”侧重在美丽的容貌，在“令色”，而不在善淫或者淫乱，至于宋朝之善淫并不是孔子所注意的点。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孔子说话往往有很高的概括力，即使针对具体对象所说的话往往也有普遍认识价值。如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女子与小人实际针对的具体对象是南子与雍渠，但又可概括为国君身边的女宠与男宠。此问题已另撰专文辨析，这里不赘。本句的祝鮀与宋朝也有如此特点，概括指巧言令色者也。
　　补充一点，傅佩荣先生的观点与上述两种都不同，他提出一种崭新的解释，他说：“孔子说：‘不重视祝鮀的口才，却重视宋朝的美貌，卫国在当前各国争强形式下，恐怕免不了灾祸了。’”解读：“此句所引皆为卫国当时的名人，因此主词应为卫国。卫灵公亡后，卫国内乱频仍，正为孔子所不幸而言中。”[11](p85-86) 其实，卫灵公没有不重视祝鮀，更没有宠信重视宋朝，因为宋朝等于卫灵公的情敌，他怎么会重视呢？何况孔子也不是担忧卫国而是感慨自己以及弟子的遭遇。故这种解释不足取信。
　　结论：本章是孔子针对卫国的政治情况发出的感慨，是说卫国统治者喜欢阿谀逢迎和美色而不重视仁义道德，致使不肯阿谀逢迎或不具有美色的贤人沉沦下层而不被重用。其他解释均未完全符合孔子的原义。
参考文献：
[1] 刘宝楠.论语正义[M] //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
[2] 康有为《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月。
[3]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3月北京第二版。
[4] 南怀瑾著述.《论语别裁》[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2月。
[6] 刘兆伟.《论语通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
[7] 何新.《论语新解》[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8] 李泽厚著.《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
[9] 宿正伯.《道不尽的<论语>》[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月。
[10]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3月。
[11] 傅佩荣.《解读论语》[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7月。 

古籍数字化：现状、问题与趋势 ——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看

吴宣德

题记 　　这是我2002年9月参加“汉文化联盟”第二届汉文化资料库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近因人索要，网上未见下载，故刊于此。 　　原文写作之时，正值google被封，随后又逢“七一”，搜罗资料颇为不便，故文章最后一部分没有最后完成。特别抬出罗先生一文，实行文需要，非谓笔者对此无有所思也。事过境迁，目今焦头烂额，已无心再去“遐想”当年了。载文网上，聊示纪念而已。 　　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和大型电子文献资料库的开发和建设，近年来业已成为学术界和相关技术部门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这个话题中，古籍的数字化也得到了高度重视。并且，伴随着一些重要产品的发行，数字化的古籍在学术研究中的利用率也在不断提高。而古籍数字化的价值，也正是在这样的使用中一点一点体现出来。 　　然而，仅就笔者个人的专业应用来看，古籍数字化在技术处理和用户的使用需求之间仍然有一些距离。本文即拟对此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供有兴趣者参考。因笔者对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相关产品了解很少，取例有所偏重，尚祈读者谅之。 一、现状一瞥 　　目前古籍的数字化可谓“繁花似锦”，除专门的制作公司外，一些单位和个人也投放了不少注意力，并且也确实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兹据笔者涉猎所及，将相关情况略述如下： 　　（一）丰富多样的文件格式 　　从文件格式上来看，目前的数字化古籍除常见的txt、doc、html格式外，还有exe、pdf、wdl、pdg、ebk、edb等。 　　1．exe格式。所见有秦昌荣（秦堤居士）的“家庭百宝箱”系列（含诸子百家、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三种）（中华文史软件网）。另外，北京天安亿友公司出品的《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也包含了这种格式，详见2688阿里巴巴网站的“芝麻开门”图书系列。 　　2．pdf格式。所见有红旗出版社的“家庭藏书集锦”所包含的部分古籍。博库图书也采用了这种格式。需要pdf格式文件专用浏览器，如Adobe公司的AdobeReader、北大方正的ApabiReader。 　　3．wdl格式。北京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电子读物文件格式。所见有博库图书采用了这种格式。它保留了原来的版面设计，可以在线阅读，也可以将下载到本地机阅读。需要该公司的专用阅读器DynaDoc Free Reader。 　　4．ebk格式。所见有深圳市百博电子商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百博书城”图书使用。书籍可在线阅读，也可下载到本地。需要百博专用的图书阅读器。 　　5．edb格式。北京天安亿友公司开发的图书格式（Eyousoft Digital Book）。 　　6．oeb格式（OpeneBook）。所见有辽宁省出版集团开发的掌上书房使用，有专用阅读器，也可使用北大方正的Apabi Reader阅读器阅读。 　　7．sep、ifr格式。由书生之家开发的电子图书格式，需要其专用阅读器来阅读。 　　8．xeb格式。以oeb（Opene Book）为基础，以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技术为核心的中文电子图书格式。北大方正的Apabi Reader等浏览器支持阅读。 　　9．pdg格式。超星公司开发的图书格式。需通过超星专用的图书浏览器阅读。 　　10．nlc格式。中国数字图书馆采用的图书格式，需要其专用浏览器NLC Reader阅读。 　　11．基于unicode（通用多于8位编码字符集）、仓颉码、Big5码或其他字符集，以html、xml、sgml等为核心的全方位电子文献全文检索格式。这是目前势头最盛、也显然是更有发展前途、更具实用价值的一种古籍数字化形式。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合作开发的《四库全书》标题检索版和全文检索版、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四部丛刊》等全文检索版均属于这种形式。汉文化联盟开发的《汉文化资料库》和目前北京大学正在开发的《中国古籍基本库》也应属于这种形式。 　　此外，笔者还见到有位图形式和多媒体格式的数字化古籍。前者如济南开发区汇文科技开发中心研制、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后者如方圆电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精品书库》（见2688阿里巴巴网站的“芝麻开门”图书系列），包含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初刻拍案惊奇》、《二刻后案惊奇》、《儒林外史》、《醒世名言》、《喻世通言》及《警世恒言》10部古典名著全文，还包含由北京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配音的唐诗三百首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文，带联机字典及语音。另外，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五史多媒体全文检索阅读系统》也利用了多媒体形式，该产品除收录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关外二次本《清史稿》的全部内容外，还配置了简繁字异体字对照表、古代年表等，附录了《历代舆地图》近2000幅大比例历史地图和张元济校辑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所撰《校史随笔》以及《左传》、《战国策》等多部史学名著、清至当代学者的部分辑佚与校勘成果。 　　显而易见，如此众多的图书格式，显示出中国古籍数字化的途径非常多样。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些途径，数字化了的古籍才快速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为广大爱好者和专业学术研究人员所注意。 　　（二）便捷灵活的传播途径 　　从传播方式上看，除通过磁盘或光盘等介质进行传播外，最值得一提的是网络方式和正在引起人们关注的专用电子书阅读器。 　　1．网络传播 　　数字化的古籍大范围进入研究者的视域，应该归功于网络。网上书库、网络全文检索、网上图书馆和相对专业的个人网站相得益彰，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古籍电子文献的不同的使用路径。 　　网上书库多数属于个人网站。从内容不限于古籍的黄金书屋、新语丝网上书库、陈清书斋、亦凡公益图书馆、中华古籍等等到相对专门的国学网站，一大批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将一些常用古籍搬上了网络，对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和使用需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一些专业研究者、学人集体和研究机构也利用网页提供了一些专门的书籍。比如简帛研究上提供的部分简帛资料、孔子2000上所提供的部分儒学原著、象牙塔提供的几种史籍资料、中华佛典宝库提供的《大藏经》的免费阅读和下载，等等。这些资料因多数为研究者个人积累或专门机构特别提供，所以常常起到补现有一些大型数字化图书之不足的作用。 　　与网上书库、个人网站的单纯网页浏览不同，网络全文检索提供了古籍资源利用的更为便捷的手段。除近年来陆续开发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大型数字化产品均在单机板之外开发有网络版外，网上目前已有的让读者免费或有条件检索的相关资源大体集中在台湾。这方面，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汉籍电子文献》系列、台湾故宫寒泉检索系统、台湾元智大学工学院的“网络展书读”、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线上藏经阁”《大正新修大藏经》全文检索等可为代表。相反，在中国大陆，目前可提供网上全文检索的古籍资料寥寥无几，所见仅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全唐诗线上全文检索系统》（注册后使用）。此外，北京中医药大学开发的中药方剂数据库（收录公元960年至今的24种古籍中的全部方剂）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有偿检索。 　　在中国大陆，目前利用率最高的当属一些网上图书馆。这方面，超星数字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特别值得提起。尤其是超星数字图书馆，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数字化图书馆。它在2000年1月由北京时代超星公司与广东中山图书馆合作开通，现已成为一个由全国各大图书馆支持的庞大数字图书展示推广平台，并已将其数字化方案成功应用于中央档案馆、中山图书馆、深圳图书馆、解放军医学图书馆、温州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等国内外500多家单位。其“馆藏”的古籍，集中于“专题图书馆”中的“北大图书馆古籍”，以及“古代文献图书馆”、“国家档案文献库”、“地方志图书馆”等图书馆。而其数量之多，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专业研究者的阅读需求。此外，超星公司目前还在开发自己的e_Book。 　　2．专用电子书阅读器 　　专用电子书阅读器（ElectronicReader，简称eReader）是一种手持离线阅读电子书的专用设备，它的开发也是近年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目前已见到一些产品面世。如朱邦复先生主导推出的“文昌电子书”Ⅰ号和Ⅱ号，台湾广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EB-2100”，辽宁出版集团推出的“掌上书房”，天津南开津科公司开发的翰林Ⅰ、Ⅱ、Ⅲ号，北京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品的“金博览掌上读”，等等。 　　专用电子书阅读器虽然并非专为古籍数字化开发，但因其体积小、容量大以及携带方便、无特殊阅读条件的限制，而相应的电子书籍中又包括不少古籍，其对一些古代经典著作的传播无疑会发生积极作用。 　　尽管在这些传播方式中，有些并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如网上书库、个人网站的建设），但它们在推进中国古籍数字化上的作用还是不应被忽视。就广大的中国文化爱好者甚至是专业研究者而言，其对古籍数字化之价值的认识，并非靠专门制作的大型数字化系列图书，而恰恰来自他们简单的网页浏览。 　　（三）恢宏阔大的开发规模 　　从上面的罗列中可以看出，中国古籍的数字化主要依赖于学术研究机构（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和学校（如北京大学），专门技术公司（如超星、北京书同文）和出版社（如迪志、汉文化联盟），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并且已经有了不少优秀的成果问世。此外，就笔者浏览所及，目前正在开发的古籍数字化相关工程还有： 　　1．北京大学刘俊文先生主持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光盘工程。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古籍数字化工程了。该工程1998年正式启动，全套光盘库共500张，分哲学、史地、艺文、综合4个子库20个大类，范围涉及先秦至民国的重要典籍1万余种并提供多重检索功能，每种典籍有1个通行版本的全文信息，另附1－2个珍贵版本的图像数据，预计全文20亿字，版本图像2千万页。应该说，这个项目具有很好的前瞻性，一旦开发成功，将基本上可以满足文史和其他方面研究者的研究需求。 　　2．汉文化联盟的“汉文化资料库”，内容涵盖历代重要古籍，按照经、史、子、集进行分类，精选底本勘校而成，与单纯的全文检索不同。资料库中包含《龙藏》（部分）、《历代书法全集》（图、文）和“汉文化考证检索系统”，极富特色。 　　3．中国中医药文献数字化。国家科技部基础工作项目。该项目由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承担，山东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以及浙江省中医研究院、天津中医研究院等十四家中医药教育、科研单位协作。 　　4．《历代石刻史料汇编》、《永乐大典》全文检索。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有限公司开发，预计不久即可见成果。该公司亦将地方志的数字化列入了规划。 　　5．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该工程由中国国家国家图书馆倡议于1998年，2001年10月正式国务院批准立项。目前已成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联盟”，联络了41家公共图书馆、30家高校图书馆、8家科研机构图书馆、7家其他类型的图书馆和14家技术公司。该工程的总体目标是在宽带IP网上形成超大规模的、高质量的中文资源群，支持国家整体创新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国家骨干通信网络系统向全国乃至全球提供服务。其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发掘历史遗产。 　　6．“中国教育科技数字图书馆”（Chin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igital Library，简称CERDLIB）工程。该项目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Dr.Raj Reddy和西蒙学院陈刘钦智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高文博士共同发起，旨在建设面向教育和科研的包含100万册（中、英文书籍各50万册）图书的数字图书馆，由教育部“211”工程建设办公室归口管理，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单位共同承担建设任务和运行管理。计划通过4年的时间，建成2个数字图书馆技术中心（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12个数字资源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发出30个左右的大型特色数字资源库。项目中包含了古籍数字化的内容。 　　7．台湾典藏数位化计划。2001年启动，参加机构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大学等。 　　8．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等机构合作开发，主要资助单位是美国罗斯基金。项目目标是建立中国历史时期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使其成为中国历史GIS数据的基础平台。这是一种研究性、工具实用性都很强的开发项目，与单纯的把古籍转化成图片或检索文本的数字化不同，也显示出古籍数字化的另外的发展方向。 　　9．“国际敦煌学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英国图书馆开发，开始于1993年。项目中包括了英国（并计划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敦煌文献数字化。目前可线上查看英国图书馆收藏的3万余件中亚写本和印本文件，以及15000余件残片的高质量彩色图片。 　　10.“古藤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简称PG），美国伊林诺斯大学文理学院米歇尔·哈特（Michael S.Hart）倡始于1971年。计划对世界上的一些经典古籍进行数字化，其中包含了中国经典、文学、历史和地图等方面书籍和资料的数字化内容（主要为英文），如《论语》、《桃花源记》、《三国演义》等。现可在网络上进行目录检索（可使用中文）。相关信息可通过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网站下载，另有它还在中国设立了一个限中国境内访问的镜像站。 　　此外，像超星数字化图书馆和地方上一些公共图书馆等也在其数字化图书中不断增添新的古籍，一些古籍研究机构和个人也在工作中将相关文献变成电子文本，也是古籍数字化队伍中的不可小视的力量。 　　合现在已有的成果而观之，中国古籍数字化规模之宏，形式之夥，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标示出其良好的发展路向。这些产品的开发，不仅更加有效地保护了古籍，而且在丰富人们的学习资源、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以及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上，无疑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存在的问题 　　毫无疑问，古籍数字化的最终目的，是更大范围、更便捷、更有效地使这些文献为人们所利用。而由于用户群体及其需求的差异，这个“用”也显示出不同的层次。因此，满足这些用户群体的需求，也应该是古籍数字化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从这方面看，目前的古籍数字化产品还有不少可以完善的地方。 　　（一）选题内容重复，分散了数字化资源开发的力量 　　选题的好坏直接关乎一个产品的成功与否。在这方面，《四库全书》的原文电子版（图像，济南）、《四库全书》的全文检索版、《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版，以及超星图书馆中的北大古籍等“馆藏”（pdg图像格式），等等，从解决用户的迫切需求上而言，都是成功的。但也无庸讳言，在今天的各种数字化产品中，内容的大量重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重复不仅存在于一些小规模带有普及性的电子书制作上，而且也同样存在于一些大型的数字化工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二十五史》，几乎现在称得上数字化项目的产品都全部或部分包含了它们。这种重复在人力和财力上都是一种浪费，它提高了开发成本，相应减少了对其他可开发项目的投入。 　　造成这种重复的原因，除了有些文献本身属于基本之基本的典籍，制作单位需要利用它们以获得基本的用户外，资源共享上的隔膜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电子文献资源、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上的共享上，这种隔膜对更多更好项目的开发是相当不利的。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列出许多，其大而又大者如《四库全书》原文图像版就有两种，超星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及其他公共图书馆在图书内内容上的大量重复。特别是对后者拥有的数字化资源在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合法的利用，使致力于OCR、全文检索引擎等数字化技术和实用工具开发的公司将更多的精力投向相关技术开发，对产品质量的提高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 　　（二）文件格式繁多，造成了阅读和资料提取的麻烦 　　数字化图书格式之繁多，从上文的相关罗列中就可以看出。由于不同的图书阅读器互相难以兼容，因而给读者带来了许多麻烦。颇为有趣的是，有一个数字图书馆采取pdf文件存储格式，却只能使用acrobat reader去阅读，连adobe acrobat也不支持。事实上，没有一个读者会愿意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七八个不同的阅读器去阅读图书。以笔者个人为例，笔者曾经是许多网上图书馆或书库的注册用户，但因为烦不胜烦，现在常常光顾的只剩下超星数字图书馆了。 　　不仅如此，由于许多图书采用了图片格式，也给使用者提取资料带来了许多困难。这当中，超星因其巨大的影响而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笔者无意于否认超星保护版权之努力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但因其相关技术开发不同步，其本应发挥更大作用的大量图书资源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限制打印页数（每次10页）、浏览器所带的截图工具每次只能截取页面的1/4（最新版本已经改成可整页截图）徒自给合法用户（读书卡注册用户）增添麻烦（因为其浏览器的破解版本完全可以破除这些限制），而且其所提供的OCR工具，对当代标准印刷的直排繁体图书的文字识别已经无能为力，更谈不上识别古代写、刻、钞、稿本的文字了。在这一点上，超星以及类似的数字图书馆似乎仅仅把自己定位在为读者提供普通的图书阅读，而对专业研究者所需要的快速检索、并将检索结果直接转换成编辑文本方面还关注不够（超星提供的全文检索工具颇差）。 　　（三）队伍组织、项目规划单调，导致了产品开发缺乏连续性 　　在队伍组织方面，多数项目的开发以计算机技术和图书馆人员为主，技术公司和图书馆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是因为图书馆拥有原始文献资源。而图书馆本身对馆藏图书的数字化，又常常拘泥于传统图书馆的图书借阅形式，而只是将过去的人工手段转化成计算机通讯（这可能也是现在的数字图书馆多数采取图片存储格式的一个原因）。在这一点上，现在的一些项目的开发与用户的需求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 　　应该说，在队伍组织和项目规划方面，目前并非没有比较成功的范例可以借鉴。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系列电子化项目、元智大学的“网路展书读”、汉文化联盟的《汉文化资料库》采取的都是专业研究专家与技术人员、图书馆三方合作的方式，使得开发的项目与用户（尤其是专业研究者）的实际需求相切合。北京大学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在设计思路上也采取了这种方式。而超星数字图书馆目前在其浏览器设计中已加入了可由用户编辑专题的虚拟图书馆，使资源开发者与用户之间建立起一种动态合作关系，也显示出一种可喜的变化。 　　在项目的整体规划方面，也有不少可以挑剔的地方。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一个项目的开发至少应该包含这样的一些步骤： 　　开发者对自身开发能力的合理评估和发展目标的合理定位－根据前者选择选题方式、进行市场调查和确定选题－选题可开发内容的信息搜集－确定开发的具体目标（主产品和副产品）－采样－技术处理过程－测试－修改与完善－发布－市场反馈－补丁。 　　可以看出，从选题开始，项目开发就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活动。从选题方式上看，单纯依赖开发者自己的想像，或者依赖文献资源拥有者的倡导，或者依赖部分学者的评议，甚至依赖权威的一两句断言，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项目开发应该根据“什么最需要”而非“是否有价值”（如果考虑到开发公司自身的生存问题，还应该加上“是否能够盈利或具有盈利的希望”）的原则去选定，而专家学者的看法通常着眼于“价值”，这种价值认定又往往因其专业限制而难免有局限。 　　选题确定以后，对选题可开发内容的信息搜集直接关乎项目开发的连续性。尤其是一些具有“原创”性质的开发项目，其本身所具有的系列开发内容就很丰富。仅我个人所思及，就有这样一些方面： 　　其一，版本信息（版本类型、年代、版式、字体、刊刻地点、刻工姓名等）。这部分内容可以通过扫描而得到影象资料而进一步开发。 　　其二，全部书籍的详细目录汇总（用以满足不能购买整套软件但希望掌握相关信息的用户的需求）。 　　其三，最常用或极具价值的书籍资料（单行或选编进一类专用书籍中，以满足一般用户的需求）。 　　其四，项目中所包含的各类专题资料（用以满足专题研究者需求，或引导一般用户进行相关查询）。 　　反观现在的一些开发项目（特别是全文检索项目），除了所谓“单机板”、“网络版”之类的“系列”外，在其他方面的开发几乎为零。项目开发者常常抱怨开发出的好产品没有更多的用户使用，却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利用已有的开发成果，而再开发出能适应不同用户群体需求的产品来？ 　　除以上三方面外，技术处理上的缺陷、成果推广上的迟缓、开发成本过高导致产品价格过高等，也都对成果的更大范围的应用有着一些影响。 三、“我”需要什么：《四库》全文检索案例分析 　　选择《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版作为案例，是因为它是目前古籍数字化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代表。而对它进行分析，只是想根据我自己的使用感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用户究竟需要什么？ 　　（一）信息容量 　　包含3400余种书的《四库全书》全文检索，无疑是现在容量最大的一个古籍数字化工程了。虽然《四库》本身因编纂、版本等方面的问题而为学者所诟病，但因其文献集中，而影印本又可以很快解决扫描底本问题，选择它进行数字化在目前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比较一下它和《中国基本古籍库》的工作进度，就可以发现《四库》全文检索在解决用户的最迫切需求上厥功甚伟。《中国古籍基本库》自1998年启动，至今将近四年，尚未见到成型的产品面世。而《四库》前后仅三年就完全开发成功。甚至当初极力反对这项工程的学者，现在也成为它的积极的使用者，这本身就说明了这项工程的价值所在。 　　《四库》全文检索之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信息量的巨大。这种情形，也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倘若在版本与信息容量上不能兼顾，是选择版本好但容量少，还是选择版本稍差但信息容量大的图书进行数字化？据笔者本身以及所知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多数人还是选择后者。举例说来，笔者的一位学友想搜集历史上蝗灾的资料，每日前往图书馆翻阅图书（逐页翻查，苦不堪言），犹恐遗漏，后通过笔者检索《四库》“蝗”字，即刻得4535卷、11329个匹配。由此把节省的大量时间转入资料的考订和搜集《四库》所无之书中的资料，较之其先前的工作方式，优劣判然。 　　也因为如此，笔者深感已经大大超越同类数字化工程容量的《四库》全文检索，在容量上仍然不能满足要求。比如笔者目前正在进行《明儒学案》的文献学研究，想查证其中的传记资料和黄宗羲摘编的学术资料的原始来源，《四库》全文检索对多数人物无能为力。《四库》中宗教类资料很少，明代著作未收者颇多，而清代因修书时代限制几乎无法利用，这些缺憾都还需要其他数字化项目来补充。 　　（二）显示模式 　　《四库》电子版采取了检索结果、原文图像、全文阅读三种显示模式并可快速切换，亦属独创。这种显示模式的确有它的好处。原文图像和全文阅读的精确对应，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勘校关系，可以解决全文阅读时的部分文字错误。特别是对古今字、异体字、避讳字等的关联检索没有达到完善匹配的时候，原文图像在补字和校正错字方面就有重要作用。 　　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诸多问题，汇总如下。 　　1．检索结果方面 　　1）单机版的检索结果能打印但不能复制（网络版可以通过网页拷贝方式复制），有卷数、书名而无其他可显示该条资料的内容，使得在缺乏随身携带全文检索的情况下无法与其他的书籍内容进行比对。（这一点在书同文《四部丛刊》的开发中已经得到修正。） 　　2）检索结果必须通过阅读原文才能知晓具体内容，不能集中显示，也给用户使用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朱子”的检索结果就高达9133卷、37910个匹配，若将此外的“文公”（13180卷，33153个匹配）、“晦庵”（1665、3293）、“朱熹”（1839、4508）加在一起，计有25817卷、78864个匹配。至于“孔子”，更是高达23757卷、111641个匹配。假定每个匹配的阅读时间平均为1分钟（加上复制相关资料、标点，实际一条资料的处理时间远远超过1分钟），每天八小时不间断地阅读，则“朱子”等条资料需要花164天、“孔子”需要花233天才能阅读完毕。如果是通过网络阅读，其麻烦会更大些。（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汉籍电子文献》、陈郁夫先生的“寒泉”检索系统都采用了可以分段显示的方法，甚是便利。） 　　2．原文阅读方面 　　1）原文显示上区分正文和注文，一方面将有些并非注文的小字误作注文，另一方面在拷贝时将注文置于页末，颇为不便。（后者在《四部丛刊》全文检索中已经得到纠正。） 　　2）未妥善解决异体字等关联问题，导致有些文章在拷贝后必须补充大量空缺的文字（四库自带了方正楷体大字库，但并非所用使用者的本地机上都有这种字库，因而在无此字库支持的电脑上阅读和编辑都不方便）。 　　此两者可举《晦庵集》中一条为例。原文截图如下： 　　拷贝到相关编辑器中的结果如下（截图）： 　　3．原文图像方面 　　笔者无意否认附带原文图像的价值，但这种做法事实上造成了产品难以在更大范围推广。《四库》的全文检索安装盘仅16张光盘，而图像盘高达167张，这无疑也提高了制作成本，从而相应带来了价格的提高。国内不少用户对《四库》全文检索心向往之，却最终没有去购买，高昂的价格大概是使他们望而却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检索模式 　　《四库》提供了全文检索、分类检索、书名检索、著者检索以及“开启当前检索条件”用以修正当前检索的内容。全文检索还可分部、分书或分著者进行，并支持复合检索。而在全文阅读状态下，还可以通过选择当前阅读页面中的文字进行再检索。分类、书名、著者检索提供简单、具体、详细三种显示方式并提供了相关链接以进行切换。此外，在全文检索、书名检索、著者检索中还增添了一些辅助功能设计，分类检索中则包含了部、类、书、目录的层级搜索方式。这些检索方式，可以满足用户不同的检索要求，使用也很方便，非常值得赞赏。而附加的联机字典、添加笔记、放大镜等工具也颇具实用价值（其联机字典犹具价值，惜释义稍简）。 　　感觉不方便的地方是：原文的卷次显示于页面的底端，位置不当。有些著作的卷次显示尤有问题。比如别集类明代的一些著作，标成“集部，别集，洪武至崇祯，？……”（？为书名的第一个字），显示了前面一堆无用的信息，而关键的卷次信息却被省略。 　　（四）检准率 　　从整体上看，《四库》全文检索的命中率应该是很高的。笔者利用它考证一些概念的演变、人物的生平、古籍整理上引文的查核以及校勘等，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甚至偷闲的时候胡乱检索一些字词，也常常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爱情”两字，检索得159卷163个匹配，虽然其中许多都是两字碰巧排在一起，但也确实有两字连用者。如《礼记集说》“若爱情在心，则声和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九“伏望陛下断以大义，稍割爱情”、《清河画舫录》卷一二上“自亦不堪属目，以徇爱情而已”之类，虽意思与现代的男女情爱邈不相关，亦颇见古今词义之变化。尤为有趣者，现代人通常把历史上的礼制想像得非常可怕，而且似乎历久不变，然检索“离婚”两字，得172卷192个匹配，其事件可追于春秋，而《晋书》即屡屡见“离婚”二字，若辅以其他记载，诸资料内容颇有可判今人认识之误者。 　　要求《四库》全文检索在命中率上达到完全无误，显然是一种太过苛刻的要求。但从完善产品的角度言，《四库》在检索的准确率上的确还有待提高。由于版本不同，笔者无法用其他的全文检索产品来进行对比，在此仅列举一个事例以作说明。 　　检索“讲会”二字资料，得36卷、37条。然通过个人所知者复核，发觉《四库》脱漏甚多。比如《法苑珠林》一条，另载于《广博物志》卷五、《太平广记》卷九九两条未检出；《东都事略》卷一一四、《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三所载“赴讲，会”条，另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0四、《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五、《伊洛渊源录》卷四、《二程遗书》附录、《近思录集注》附说、《御纂朱子全书》卷五三、《晦庵集》卷九八诸条未检出。《晦庵集》检索得一条，但笔者所知另一条《白鹿讲会次卜丈韵》诗（卷七）未能检出，而此诗又载于《江西通志》卷一五四、《性理大全书》卷七〇、《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六、《宋诗钞》卷六〇，亦未检出。此外，史部正史类无一条检出，而《旧唐书·萧俛》附萧仿传，《明史》沈懋学、史孟麟、吕维祺传及顾宪成等传赞、儒林传之陈时芳传中均有“讲会”字。一条检索出现如此多的失误，对一个成熟的产品来说是不应该的。 　　此外，《四库》全文检索中还有不少错字，也影响了它的质量。（《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版允许用户在本地机改正错字，值得提倡。 　　应该说，《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版的开发，为中国古籍的大规模数字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虽然从用户的实际需求方面言，这个产品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能要求一种产品完成用户所想做的所有事情，也应该是合理对待这类产品的态度。而正因为如此，《四库》以及类似数字化产品依然为未来的数字化工作留下了很大空间。 四、趋势 　　关于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台湾元智大学罗凤珠先生（“网路展书读”的开发者）《台湾地区中国古籍文献资料数字化的过程与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文言之甚详，已无需笔者班门弄斧。唯个人觉得：大型综合性可提供全文检索等功能的、建立者与用户动态合作的网络数据库（或网络图书馆）的建设，以及投资商、技术开发公司、图书馆和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开发更多、更专门的数字化产品，或许是发展的主要趋势。此外，谋求同国外一些机构的合作，以多种方式将数字化产品推广出去，借以传播中国优秀之文化，亦当在考虑之列。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去世 曾发掘钱钟书张爱玲文学史地位

夏志清

夏氏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

凤凰网文化讯 著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教授于2013年12月29日（北美时间）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92岁。夏志清好友、著名学者陈子善亦在微博中透露，已经从纽约、台北和其他渠道证实，夏志清先生29日下午在纽约逝世。

夏志清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者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内地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极力推崇。尤其张爱玲一直被认为是通俗小说家，在批评家眼里她“不登大雅之堂”，但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的还要多上一倍，夏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在上世纪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对当时的港台文学界乃至之后的内地文学界都震动很大。

夏志清与张爱玲：不得多得的真正知音

夏志清先生是张爱玲不可多得的真正知音，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既体现在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文学评述上，体现在他对张氏著作的出版关切上，也体现在他对张爱玲去美之后的工作安排、生活关照以及很多方面的鼓励和友情上。

夏志清对张爱玲文学地位最重要的断语有三：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这些断语下于1957年、1961年。振聋发聩的见解，改变了张爱玲作品的命运，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作家构成，改变了文学史研究的方向。

二人通信始于1961年3月张氏收到夏志清寄给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2013年，夏志清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本书内容最早在1997年4月号的《联合文学》刊出，陆续刊载至2002年7月号，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件数量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在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认为，“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这批信札的整理、注释和出版，为充实‘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夏志清评钱钟书：《围城》是中国最有趣的小说

夏志清毕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文化昆仑钱钟书是他的研究对象之一。钱氏是学者，他的小说本为世人所疏漠。夏志清品评他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经他这么一评，众人刮目，再度审视，果真精彩绝伦，获得认同；加之改编成电视剧一播，钱钟书变得家喻户晓。

正因夏志清对钱钟书的关注，方才闹出一则笑话，让健在的钱钟书看到了挚友夏志清撰写的悼文——1975年，友人误传钱钟书过世的消息，夏志清悲哀难抑，写了篇《追悼钱钟书先生》，交台北《中国时报》发表。两人都是大名人，此事以讹传讹如迅雷。风从西方来，直刮得钱家声震屋瓦，“悼”得家人坐立难安。若干年后，钱钟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只好双手揖拱谢罪。亦正因夏志清把钱钟书奉为至尊，当钱真的离世时，他的“悼文”不再追怀友人的懿德风范，而聚焦《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他不信钱钟书所言在1949年迁居时将稿子扔掉了。

其实，钱、夏之间没有什么私交，毕生只面晤三次。一是1943年秋在上海夏志清的老友宋淇先生家，那时夏刚由沪江大学毕业不久，钱此时亦尚伏草莽;二是1979年钱访“哥大”；三是1983年夏的寻根之旅。他们的互敬，纯是“义气相投，文气相通，同气相逑”。

夏志清还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评点沈的《静》时他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夏氏文学研究：濯去旧见 以来新意 中西合璧

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本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后，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欧美不少大学的教科书。由于当时正处于西方与中国大陆的冷战时代，资料取得有限，无法作到全面性的观照，因此历史感略嫌不足，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里，却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并且从中发掘了钱钟书与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他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在上世纪60年代，是石破天惊的。夏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

夏也相当欣赏白先勇的作品，在《白先勇论》一文中认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他推崇白先勇兼采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作为小说家，他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艺术成就是无庸置疑的。

夏氏是西洋文学专家，但以中国文学扬名，从其《中国现代小说史》撰述的用功精神，“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融合中西的治学方法，并且挖掘许多现代极有潜力的作家，对于当代作家如余光中、陈世骧、卢飞白、於梨华、陈若曦等人都有极独到且公正的见解。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英文著作外，另有英文专书《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以及《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鸡窗集》、《印象的组合》等文学评论集。

夏志清著述甚丰，英文著作还有《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中文著作有论文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夏志清序跋》和散文集《鸡窗集》等。

夏志清生平：从耶鲁博士到哥大教授

夏志清，江苏吴县人，生于上海浦东，中国文学评论家。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6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济安是其亲兄，遗作有《夏济安日记》。夫人为王洞，居住在纽约曼哈顿西113街。

夏之父为银行职员，夏于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已大量阅读了中国文学名著。1946年9月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至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

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论，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中国社会科学院 钱钟书

夏志清的书至今已是公认的经典之作。它真正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为美国作同类研究的后学扫除障碍。我们全都受益于夏志清。——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李欧梵

儒家思想与理想之治——“国际儒学论坛2013”会议综述

    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国际儒学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海内外近百位学者参加会议。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儒学思想与理想之治”。围绕这一主题，与会学者展开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儒家主张经世致用，儒者一向将国家治理之方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自己关心和思考的主要问题。这些政治理论对当今社会仍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指出：儒教以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重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其思想有助于理想国家形态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认为：礼乐通过互为动静和相互渗透来治理社会。礼之序与乐之和合力互动，使和谐社会和王道政治的实现成为可能。日本东京大学荣誉教授池田知久系统论述了《淮南子》以道家为中心，对诸子百家思想加以统一，及对于董仲舒的儒学国教化、一统化的思想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彭永捷教授指出：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是以仁义及建立其上的民本、王道等思想为核心，维护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上佳方式，儒家当代政治哲学应当禀承儒家之核心义理，探索在当代社会实现仁义之道的方式。
    在实现儒家的理想政治的过程中，如何对现行政策进行改进与变更，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变革，什么是变革的价值根据——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儒家的社会正义论。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指出：集权与分权，关系着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安全、发展和合作，应该使集权与分权互为体用、相互协调、和合发展，构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模式，达到天地人共和乐的和合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认为：在儒学中，礼、乐、仁是三个重要范畴。当今社会，“礼”指制度文明，“乐”指艺术文明，“仁”指道德文明，应该恢复三者的动态联系，发挥其当代价值。
    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智慧并不是历史遗迹，它深刻影响着中国乃至东亚各国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政治理念与社会秩序。探讨儒家理想之治的现代价值，具有非常之意义。日本桃山学院大学串田久治教授认为：在祖先崇拜的儒教中，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是婚姻的产物，故儒教将婚姻的意义明文化，提倡理想的婚姻。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黄国胜教授认为：越南南部的礼俗体现出“儒道”特征，是一种“儒教政治文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文化遗产。日本筑波大学井川义次教授指出：传教士用与基督教教义不相抵触的路线翻译儒家传统经典，使具有西方启蒙主义的哲学家了解中国哲学的真实面貌。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李瑞智先生提出：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和尊重。西方世界的规范和原则可能因此需要被重估。亚洲的和平崛起与儒家思想复兴息息相关。韩国东明大学成海俊教授认为：理想政治的前提，是“君子”的广泛存在。实现大同社会需要真正的道德之人，现代政治应该参考儒家思想。韩国江原大学高在旭教授指出：孔子的社会思想以现实为基底，以仁和礼确立道德性，为政者用“仁德”实现社会的安定，值得当代社会学习。韩国朝鲜大学李哲承教授认为：《论语》中的君子观的政治意识，能帮助解决当今社会矛盾以及新自由主义和分质化理念所派生出的问题。
    “国际儒学论坛”每年举办一次，现已成功举办十届，由于其持续性与一贯性，“国际儒学论坛”在国际上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彭焱姝）

郭齐勇：书房·课堂·路上

    回顾2013年的读书，不期然与唐氏兄弟相始终，年初读《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年杪读《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都与“唐”“家”有关，不禁哑然失笑。
    唐氏兄弟满腹经纶，经历颇为传奇。唐兄为敝校学长，现居江城，为阅江楼主，时相过从；唐弟虽则未曾谋面，然心向往之。其兄常笑言，过去人家介绍浩明，称这是唐翼明的弟弟，而现在人家介绍他本人，则称这是唐浩明的哥哥。可见浩明已是名满天下了。故出版人做翼明兄的书，封套上印有唐浩明、易中天等人推荐云云，浩明是亲弟弟，中天则是低一班的学弟。翼明研究魏晋思想与文学，性格中也有魏晋风度，由他来诠释《颜氏家训》，可谓得人。家教、家训、家礼、家风，是中国文化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翼明的解读，又加上了他负笈北美近10年、执教台湾18年的体验，对今天我们的家庭、社会与学校教育，特别是立人的教育，大有裨益。浩明不只是作家，也精于文化思想史研究，尤以清世为最。他精选若干曾国藩家书并介绍其中每一通家书的背景，尤重点醒曾氏的心灵世界，在修身养性与齐家治国的多方面给人以启迪。唐氏兄弟的这两本书都与家及家教有关，其中不乏对中国文化的真髓与密码的揭示。唐氏兄弟都是书家，得他兄弟二人赐书，都有题签，亦是雅事。
    我是教书匠，读书围绕着教书而展开。今年教课四门，有“《礼记》导读”“《四书》导读”“儒家哲学研究专题”等。为备课，我读了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王锷《〈礼记〉成书考》、杜维明《道·学·政》、牟钟鉴《涵泳儒学》、朱高正《近思录通解》、吾妻重二著、吴震编《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等。今年与廖晓炜等合编《中国哲学史经典精读》一书，选择、点评了百年来中外数十位名家有关中哲史的名著名篇，围绕这一中心也读了不少书。
    今年常出差，到外地出席学术会议或作演讲，较为频繁。每次出门，我都要随身带一本小书，在机场、飞机上或高铁站、火车上圈点、阅读，竟很有效率。为出行方便，所带书通常是平装本，软面，较薄。现在的书都做得太大太豪华，书架上都放不下，更不方便携带。老实说，我不喜欢超大超厚超硬的书。我近在旅行中读过的书有：钱穆《朱子学提纲》、刘述先《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群书治要360》等。一次到深圳大学出席现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偶遇杨书澜女士。我知道她善于策划，是著名的出版人。因都挂着名牌，虽第一次见面，平素彼此都知道，不觉得陌生，马上就聊起天来。我说：久仰杨老师，您编了很多好书。她笑着说：郭老师客气，那您看过我编的什么书呢？我说：起码有《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书吧。这时我随手从手提袋里拿出这套书中的一种，恰好是她的先生、我的同行与朋友胡军教授的《哲学是什么》一书。此时，胡军兄走过来了，我们三人看着这本书，“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事前我根本不晓得胡兄伉俪会来，此次临出差时从书架抽了此书。虽然讲中哲史近30年，但遽然要我回答什么是哲学，还一时讲不清楚。胡书贯通中西，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是老中青、内外行咸宜的书。
    作为一位教师，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到学生的著作出版。陈乔见的博士论文《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新近出版了，我特别高兴。这是我指导的最有学术水平的博士论文之一。作者很有问题意识，善于拨乱反正，厘清了不少理论问题，特别是辨析了五四以来，人们习见的、似是而非的有关公与私、公德与私德的一些看法。
    我今年还收到不少青年人寄来的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出版的大陆的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这些书都纳入到林庆彰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研究”丛书中，统一的硬面蓝色封皮，封面上没有书名与作者姓名，全书也找不到指导教师的姓名。大陆一些人文学的学术青年因交不起四五万元的出版费，把书拿到这家出版社出版，没有稿费，样书也很少，总算是出了，便于检索。但我看了，总觉可惜、心酸。为什么大陆出版界就不能扶掖这些青年学术工作者呢？听说政府的出版补贴经费不少，为什么不能把甘霖降给更需要的人呢？

科举制是如何产生的——牛建强教授在河南大学的演讲

主讲人：牛建强 二○一三年六月于河南大学

牛建强 河南省孟州市人。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等。

    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转需要人才和官僚队伍，而科举制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官僚或者说官员选拔的基本途径。国家运转得好坏，主要看官僚队伍的素养和运行的机制，因此科举制度不是一般的政治制度。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国家政治运行角度出发，称“科举制是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杠杆之一”，揭示了科举制作为庞大的官僚政治的制度基础的意义。科举制可以制造官僚，控御着其他政治制度体系，所以是核心性的政治制度。
    然而，存续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却被废止。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这些问题仍值得思考。事实上，科举制在它被废除的百年后的当下，影响仍在回荡，可谓余音绕梁。早在上世纪30年代，学者邓嗣禹撰著《中国考试制度史》，对科举制度做了深入研究。此后学者的研究和反思不断，涌现出了大量的精湛作品。近些年来，学者刘海峰从科举制对英国文官制度产生和对世界文明贡献的角度出发，称科举制是继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之外的中国“第五大发明”，还提出了建立“科举学”的主张。这种呼声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和积极回应。这些现象无疑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科举制的发明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是对全人类精神宝库的重大贡献。同时也表明，对该问题的研究和反思任重道远，前景灿烂。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简要阐述科举制的产生、完善和历史作用。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科举制产生的根源

    古代选拔人才的目的和现在有所区别。现在选拔人才的途径及其用途是多向性的，人们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的方式进入仕途，但更多的文、理、工科专门人才不是用以做官的，而是从事各种业务和工作。而古代就不同了，它选拔的人才是用以管理社会的，就是各级政府的官员。
    科举制为什么会在七世纪初产生？科举制产生前有哪些用人选拔制度？其特点是什么？又是怎样被科举制取代的？着眼于历史长河的比较分析，便可得知科举制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
    在古代人才选拔体系的链条上，汉代有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隋唐时期便出现了科举制，这是个一脉相承的过程。那么，这里需要对科举制之前的两个人才选拔制度做一简单评析。
    先说察举征辟制。自下而上叫举，即推举。辟，即征辟，是自上而下的荐拔。两种选拔方式不同，但是选拔人才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是汉代的制度。
    再就是九品官人法。曹魏之后至南北朝时期的九品官人法进行品第，分为九品，称为乡品。乡品是官品起家的依据。起家官品一般比乡品低四品左右；如乡品二品，那么其授予的起始官品即为六品。同时它也限定了最终官品的级别，也就是说他的最高晋升等级不会超过二品。这种制度最初还注意品状，后来因豪族控制，沦为他们垄断的工具，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
    然从常理看，依据门第的做法起初也不全是无有道理的。较高的大族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而且也占据着一定的官位，其子弟自幼在家庭中濡染，自然容易养成某些管理社会的素质。但经历几代的蜕变，可能出现退化的情况，世家大族也会成为白痴。这则是门阀制度的弊端所在。
    这些制度都是和当时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在国家政治体制或是诸侯分封制或是皇权制的前期，对地方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地方豪门势力控制着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力，人才选用制度必然带有较多的上古社会宗法、血亲关系的残余，从门第出发，官位世代承袭，即所谓的“士之子恒为士”。这是由当时的历史阶段决定的，是无法超越的，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各种制度体系还处于摸索阶段和具有的不完善特征。
    随着门阀制度腐朽性的暴露，国家为了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必须有强力的官僚队伍支持和相应的选拔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隋大业初年科举制应运而生，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终止，影响中国社会长达1300年。其制度内容是，通过考试途径选拔管理人才；其制度特征是：不限门第，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因不设门槛，多数家庭子弟都可参加。只要是本着“学而优则仕”的原则，皆可步入官僚队伍，改变自身命运和家庭地位，实现阶层的上行流动，较前主要侧重门第和血统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所以，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中国政治自隋唐之后可以说由门阀政治进入官僚政治，中国社会由门第社会迈入科举社会。依照制度规定，除贱民或犯罪家庭外，科举之门对所有人都是敞开的，也就是说在考试资格上人们机会均等。只要努力了，都有可能考取功名，获得官员身份。原来的白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甚至位至高官，那么他的家庭地位就会发生非常大的转换，从社会底层上升到社会上层。科举社会足可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现实当中，科举中试者也有实际的经济利益。一旦通过科举途径取得身份，进入仕途，便可迅速实现命运转换。宋真宗曾有《劝学诗》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愿，五经勤向窗前读。”这便是露骨的描述。士子若考取了功名，就等于获得了稳定的财富来源。明太祖朱元璋就给读书人以特别关照，说他们应该区别于一般人，免除了他们的徭役，给予体面和优待。到了明中期后的嘉靖、万历年间，不仅豁免了官员的徭役，还给他们免除一定数量田亩赋税的资格。其具体的免赋原则是，在京官享受免赋量的基础上，外官可享受京官的一半，致仕官可享受在职官的五分之三，所以明后期纷纷出现百姓投献官员田亩的现象与此相关。士人一旦获得一第，摇身一变，平步青云，即所谓的“一叨乡荐，便无穷举人”，“旦白屋而夕朱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得更为形象，就是说你早上还是田间里的农夫，晚上就变成了皇帝拔擢的官员，说明其地位的瞬间突变。
    我们经常讲，人最得意的情景中有金榜题名，对于士人而言，实际上还有一个捷报归家的荣耀。考中的消息一经传出，人们敲击锣鼓到家里传送捷报，虽有偶遭敲诈的情况，但那种热闹的场合和气氛还是满足了光耀门庭的虚荣。聚协昌科举博物馆中有份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刘振德考取解元（乡试第一）的捷报，考取前还是一般的生员，之后便称贵府老爷某某，称呼马上发生了变化。此外还有很多礼遇，如乡试后举行鹿鸣宴。殿试后唐朝有曲江宴，宋时称闻喜宴，明清时称恩荣宴，极其荣耀。唐时将考中者的名字题刻于雁塔之上。明清时由礼部和工部负责在国子监建立进士题名碑，备受习读士子的羡慕；刊刻乡试录、会试录和登科录，芳名千古，父祖沾溉。
    实际上，不只是他本人和家庭，他的家族也都受益丰厚，借以获得地方上的声望和政治上的庇护伞，这也就是某些大族为何情愿拿出大量资财全力支持子弟读书和应试的原因所在。在聚协昌科举博物馆里有两个家族的合同议约，一件是嘉庆十九年的，另一件是咸丰六年的，其中都有为激励子弟在举业上有所成就所拟具体条文。如童生应考给卷资和盘费，童生考取给蓝衫钱，生监应乡试给盘费，举人进京会试给路费，考取举人或进士给贺仪或喜钱，等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许多家族希望在举业上投资并获得回报。
    当时有说法称，这些考中的举人和进士非同凡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还有一种说法，说他们是佛，称考试的贡院叫选佛之场，登记的名册叫千佛名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完全把这些人神化，流露出对科举及第的渴望和崇拜。因此，我们称呼隋唐之后特别是宋代之后的社会为科举社会丝毫不为过。
    殿试录取分为三甲；第一甲（又称鼎甲）有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这种划分和称谓是在元朝时确定下来的，明清时期沿袭了元朝的这种划分和称谓。

宋元明清时期科举制的完善

    任何一种制度，在它出现的初期都会呈现出粗陋的特点，出于改善的愿望和积极应对，也会产生相应的解决办法，制度随之趋于完善。从察举征辟制到九品官人法的演进，表明封建制度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科举制从隋唐产生，中经宋元明清，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完善的过程。
    在唐宋时期，考试科目甚多。隋时有明经科，唐朝除了明经科、进士科，还有明法、明算、三经科、五经科、诗科等等。自宋中期后的反复变动，至元明时则归于一科，即进士科。从考试内容看，原先侧重的诗赋的灵动内容渐被阉割，而代之以纯粹的儒家经典。宋朝时，《论语》、《孟子》只是作为兼经而非主经对待，到元朝时“四书”则成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明清时期更是如此。不管是乡试，还是会试，第一场无疑都包含了四书义。
    唐朝有所谓的行卷现象，就是士子把自己的文章送给当时那些比较重要的官员，希望赢得他们的赏识，得到他们的推荐，这其实就是嘱托行为。宋初还存在，后来遭到禁止。还有，严禁知贡举官与考生间发生关系，以防恩出私门，考官和门生间形成师徒关系，日后结党营私。当然这种关系到后来仍是存在的，比如明清时期所形成的座主和门生关系，还直接介入和影响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生活。
    到了宋代，科举制的考试体系逐渐完善，形成三级构架：地方的解试、中央的省试和殿试。现在有人说科举考试分为五级，还包含童生试和庶吉士试，是不确当的。因为童生试属于学院（提督学政负责的）层面，而庶吉士的选拔（也称朝考）在二、三甲进士中再选，选出者到翰林院学习，属于翰林院而非礼部负责的事务。官员的培养、选拔和考核，其实是密切关联的三个梯级，即学校、科举、铨选。铨选是官员层面的考核；科举是把学生变成官员的环节；学校只是养士的阶段，其取得入学资格的考试即童生试，是不能算作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层级的。乡试在宋代称作解试，这些人在录取后再送往京师考试，有解送之意，明清时期称乡试魁首为解元，与此意相通。再进一步的考试叫省试，或称礼部试。北宋中央有个尚书省，考试归尚书省下属的礼部负责，所以才有上面各从不同角度出发的两种称谓，明清时期称为会试。省试之后为殿试（或称廷试），由皇帝主持，或是委托大臣以皇帝名义对贡士所进行的考试。
    殿试录取分为三甲；第一甲（又称鼎甲）有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这种划分和称谓是在元朝时确定下来的，明清时期沿袭了元朝的这种划分和称谓。最初，北宋的省试录取额和殿试录取额之间是不等额的，在殿试环节有黜落，采取淘汰制，但自宋中期后渐趋于等额录取。明清时期，除了某个特殊时期和情况，这种等额录取制成为固定的制度。这种制度内涵就是：一旦在会试中录取，在殿试中不再黜落，所改变的只是考试中的名次，包含了对举子极其优待的精神。
    这种殿试形式在宋代经历了细节上的充实和变化。起初是一年一举，还有两年一举，北宋英宗治平年间确定为三年一行。因为考试的间隔太短，而且每科录取太多，自然会产生大量官员，引发冗官问题。宋到了明清时期，进入相对固定阶段，每科进士录取额在二三百人左右。
    长期的考试举行、官员选拔和政治运作关系的摸索，为三年一科的周期以及每科录取规模的确定提供了依据。也即是说，科际间隔和每科录取额的限定是封建政权长期政治实践的结果。而这种长期经验积累所产生的制度设计确有很多妙处，就是在科举考试规模和官员需求之间有一个相对模糊的平衡跨度，太大和太小都不适合，而最终则趋于一个合理的中数。
    宋代还推出了一些完善科举的相关制度。如锁院制度，即负责贡举的主考官和考试官在接到诏书后即赴贡院，以免外间请托。刚才讲到的地方乡试和在京师会试，明清时皆分三场，每场三天。每场的三天，士子是锁在棘闱之内的，因此须自备装笔砚的考篮和盛食物的食盒。以前读书人缺少锻炼，一些士子又家境贫寒，身体孱弱，稍感风寒，或是疾病，甚或死在贡院之内。方志的贞节传的守寡者许多都是生员的妻子。
    再如试卷弥封制度和誊录制度。试卷的卷头例要书写履历，包括自己的年龄、本贯、相貌等信息，还要开列三代，即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角色。为防止作弊，这些信息都要弥封，做上编号。试卷弥封后，交誊录生用朱笔把考生的试卷誊录一遍，称朱卷，主要用以防范考官熟悉考生字体而作弊。誊录后，还要对读试卷。誊录人在抄录过程中少抄几句，或者誊错几句，都会造成文义的差池，失却原先的效果。明后期某些地方的乡试就曾发生过故意把卷誊错，或者截句，即把别人卷子里的段落截取到另一考生卷子里的事件。所以需要磨勘或对读，以免发生错误。对读后交与掌卷官，然后通过内监试官交由考官批阅。
    在唐朝，即便考取了进士科，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做官，还要通过吏部主持的多次考试。在宋朝，举人并不直接授官，而到明朝就有所不同了，由乡试产生的举人，只要不想继续追逐进士身份，就可获授官职。不过，官阶会低一些，多是地方各级儒学的教官，有时也会授予偏远地区的知县。
    科举制从隋唐时期产生后，经历了宋元明清时期的匠心构筑而不断完善。
    现在学生在写作时也讲破题，即导入和切入主题，然后渐次展开，最后收束和归结。但是，当你把它精细到第几句必须如何做的时候，这就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八股文的弊病所在。

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下面从三个方面讲一下科举制的历史作用。
    其一，科举制的推行扩大了国家的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队伍的素养。在门阀统治时期，统治权被上层士族垄断，世袭相传，将出身寒族的精英分子排除出权力层之外，从本质上讲缺乏官员队伍补充新鲜血液的机制，表现出凝固和封闭的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其退化和腐败的倾向愈加暴露。而科举制则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人才选拔制度，能把不同阶层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断地吸纳到统治层内，统治基础不断扩大，官僚体系也获得了有效的代谢机制，有助于官员队伍素质的不断提升和改善，这样国家的运行也充满了活力和高效。
    其二，科举制的推行有助于社会整体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的提高。科举向全社会开放，每个个体和家庭都有同等的参与机会和权利。为了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就需要加入考试队伍。只要努力学习就有可能进入仕途，这就吸引更多的人走上“识字—读书—考试”的道路，而宋代以降逐渐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为廉价的科举用书提供了保障和支持。这样，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由于百姓识字率的上升而相应地得到提高。
    经亦载道，书亦载道，四书五经主要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士子长期的经书诵读，在不自觉中实现了道德熏染、内化和对自身行为约束的规范，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士子把科举考试作为敲门砖、进入仕途后蜕化变质的情况，但我们更应看到这种国家治理经验学习和伦理道德养成合一的培养模式的作用。封建社会许多有操守官员的存在，正是这种独特的具有多重功用培养方式的结果，对此应给予正视和积极评价。
    其三，科举制的某些规定有助于促进偏僻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的文化进步，增强了其向心力和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传统国家认为：天下黎民皆为天子赤子，一视同仁。如在明代，比较偏远的云贵地区，其文化层次根本无法与先进的江南地区相比。中央政府基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保证相对落后地区文化的继起和发展，采取分区配额制，保证偏僻地区的权利和机会，而且随其整体社会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乡试解额，甚或给予一定的倾斜，这则有利于边疆和僻远地区的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这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当然，科举制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八股文的局限。八股文是文体形式，它不是从科举制产生时就出现的，据学者考证，它始于明朝成化年间。乡试、会试第一场的四书义和五经义的题目均须用八股文来做。八股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股又分两股。当然，这里面肯定遵循了一定的作文原则，即起承转合的关系。其实，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也有其合理因素。现在学生在写作时也讲破题，即导入和切入主题，然后渐次展开，最后收束和归结。但是，当你把它精细到第几句必须如何做的时候，这就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八股文的弊病所在。它的格套意义超过了表现作用，限制了思想的自由表达。
    其次，时文盛行的弊端。在科举时代，年轻士子为走捷径，不去读经书白文和大量注疏，做融会贯通的功夫，只读时文。当时书坊出于利益驱动，迎合这种需要，或从诸科程墨中选取，或是雇人编撰，刊刻售卖，至今仍留存有大量宋元明清时期这样的考试用书。稍聪明的士子只要背诵百十篇时文，然后加以拼接，便可侥幸获取一第。这样的做法会产生两种负面结果：一是导致年轻士子养成不看儒家原典和注疏的习惯，因而不可能养成真才实学，造成“束书不观”的空疏之风。二是这种做法会产生连带作用，导致士子形成浮躁、轻薄的作风和侥幸念头，不能稳健持重，也就不可能在未来的为官行政中踏实肯干、产生实效。
    最后，考试科目的单一和僵化，阻滞了多方面人才的成长。如在唐朝，除了明经科外，还有明法、明算等科。宋代之后，却归于进士一科，考试内容也限于四书五经的狭窄范围，清代虽有试帖诗，但基本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单一的科目设定不利于多种专门人才的生成。

贾凤姿：读史札记：古代官训琐谈

    我国传统官训内容丰富，涉及官员道德修养、公务处理、立身处世等方方面面，官员修身遵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慎言重行、言行一致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官员的言行作了许多具体规范。首先，官员要慎行。《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官员言行不慎，其后果往往难以挽回，如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汉代贾谊说：“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贤不肖之别也。……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为身灾。”他认为能否恰当地控制自己的言行是区别智与愚、贤与不肖的标志。其次，官员要言行一致。《论语》：“言必信，行必果。”《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善言善行的人是国家的瑰宝，说话冠冕堂皇却干尽坏事的人则堪称妖孽。再次，官员要身教重于言教。《后汉书》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今天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形象工程、热闹场面，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这样的干部讲话没人信，做人没人服，干事没人跟，迟早会被组织识破、遭到群众唾弃。

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义利问题是官员价值观的核心问题。《论语·为政》认为：为政要讲求道义，“譬如兆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道义处理政事会像北极星被群星环绕周围一样受人拥戴。《孙膑兵法》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宋代苏轼说得更具体：“非德之威，虽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虽察而人不服。”缺乏道义的威信是建立不起来的，无德者的智慧，不能令人信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人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强调为官者要有良好的道义修养，才能为君治国、为民造福。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在利益面前要先考虑是否合“义”，然后决定是否取之，反对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或见利忘义。《墨子·非乐》：“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义和利的矛盾统一起来，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求官与民、民与民关系的融洽和国家的安定富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义利观，党员干部肩负着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在利益面前应首先思考：我该不该得？能不能得？能够做到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以能求职、量能授官

    关于官员德能与职位的关系问题，古人提出了一系列有借鉴意义的思想。首先，“称身就位”，所谓称身就位是说任职之前要衡量自己的德与才能否满足职位的需要，量才受职。清代王豫在《蕉窗日记》中说：“才不称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达不到职位要求的能力不可去占据那个职位，不称职就不要去拿那个职位的薪俸，否则就会“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贸然接受自己能力所难适应的职位，将贻误政事，危害国家，殃及百姓，自身也难逃失败的下场。才能是做好工作的基础，才疏者不可志过大。唐代罗隐认为有识之士“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不必担心没有职位，而应担心自己品德修养不足。有志者要积极蓄积才能，以高超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静待职位的降临。其次，“睹贤不居其上”。所谓睹贤不居其上是说看到比自己有才能的人，不要让自己的职位高居其上，否则就会“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吕氏春秋·遇合》说：“幸则必不胜其任矣。任久不胜，则幸反为祸。其幸大者，其祸亦大。”这是告诫那些能力素质不具备的人，莫要抱侥幸心理去取得权位，没有本事而接受任用，只会招致祸患。《淮南子·人间训》指出：“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德才低下的人不要争官、讨官、跑官，甚至不惜人格求官、买官，不依德能得到的官位终将得而复失。

达穷不移、宠辱不惊

    人在追求目标的旅途上有顺境也有逆境，古人称顺境为“达”，逆境为“穷”。首先，官员必须正确面对“达”与“穷”。不必通达显贵而趾高气扬，也不因穷窘困厄而垂头丧气。孟子《尽心上》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即使在不被重用之时，也要像《论语》中说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其次，官员必须辩证面对“达”与“穷”。自古英雄多磨难，功业都从苦中来。司马迁指出：“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豪杰志士在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克服了异乎寻常的痛苦与困难，在磨炼自己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穷”乃造就人才佳境。故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当今的领导干部要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贫贱不移，宠辱不惊。